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2030年）》。在延续眼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总体方向的基础上，《工作方案》细化了未来5年的重点任务、目标指标和实施路径。

　　为更好理解《工作方案》出台的背景、意义和落地方向，记者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组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宁利，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以及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副组长、天津市眼科医院院长张伟。

服务供给扩容后的新问题

　　“十四五”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持续扩容。王宁利介绍，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全国眼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达7.1万；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3500；0～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到95.4%，致盲性沙眼消除，儿童青少年近视上升势头得到遏制。

　　这些进展，意味着我国眼健康服务在机构布局、人才供给、重点人群保健和主要眼病防治等方面已经站上新起点。“十五五”时期，眼健康工作所面对的需求结构和发展任务随之发生变化。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和慢性病高发带来了新的眼健康需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度近视眼底病变、青光眼、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等不可逆致盲眼病，需要更早识别、更规范干预和更长期管理。另一方面，群众对眼健康的需求不再只是“看得见”，而是向“看得清、看得舒服”以及全生命周期的视觉质量延伸。

　　在王宁利看来，眼健康服务的发展，不能只看机构有没有增加、人员有没有增长、手术量有没有提升，还要看服务是否与疾病谱变化相适应、诊疗流程是否规范、治疗是否真正产生效果。眼健康服务供给扩容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如何让服务更加精准、规范、便捷并真正保障群众的视觉健康，则成为下一阶段需要面对的挑战。

县域眼科要从“有科室”到“有能力”

　　从服务网络的“有”走向服务能力的“强”，县域是绕不开的一环。

　　王宁利直言：“有科室不等于能力全。”“十四五”末，仍有近三成县域公立医院不具备开展白内障手术的能力。这一数据背后，是县域眼科服务能力仍不均衡的现实。一些县级医院虽然已经设置眼科，但服务主要集中在裂隙灯检查等基础项目上，眼底照相、常见眼底病诊疗、视光和低视力康复等能力相对薄弱；乡镇、村级医疗卫生机构大多只能开展简单视力筛查，后续诊疗支撑不足。

　　在王宁利看来，县域眼科能力建设，既关系到群众能否就近就医，也关系到整个眼健康服务体系能否有效运转。绝大多数群众生活在县域，常见眼病比如白内障如果不能在当地得到解决，就意味着就医成本增加，部分老年人可能因此放弃治疗。更重要的是，县域是承接上级优质眼科资源、下联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网络，筑牢基层眼健康保障防线的核心载体：基层发现问题后，如果县域接不住，筛查就难以转化为实际健康获益；患者上转治疗后，如果基层无法承担随访和康复，服务链条就没有真正接起来。

　　因此，《工作方案》对县域的要求，从机构覆盖进一步转向服务能力建设。《工作方案》提出，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能够独立开展常见眼病诊疗，各县域均能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93%以上的县综合医院设置眼科（五官科），基本视力保健和低视力康复服务覆盖面稳步扩大，县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眼病诊疗服务量占比持续提高。

　　在白内障手术服务上，《工作方案》根据人口规模作出差异化安排：常住人口30万及以上的县域，至少有1家县医院能够独立开展白内障手术；常住人口不足30万的县域，主要通过巡诊等方式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这样的安排，解决的是服务需求和资源配置之间的匹配问题，意味着县域能力建设不必追求整齐划一，而应首先保证群众获得基本、连续的眼健康服务。

　　王宁利进一步指出，一些地方的问题是“有人没设备”，一些地方是“有设备没人”，还有一些地方虽然具备人员和设备，却没有真正开展相关服务。不同表现背后，既有资源配置问题，也有人才培养、人才留用和科室发展机制等问题。“过去更多是‘输血’，现在要逐步转向‘造血’。”王宁利表示，推进县域眼科建设，不仅要帮助基层开展手术，更要推动科室形成发展能力。

　　不只是白内障手术，眼底筛查、常见眼病规范诊疗、视光服务、低视力康复以及治疗后的随访管理，都关系到基层发现的问题能否被县域真正接住。王宁利指出，县域眼科建设最终要形成的，是一系列能够承接筛查、诊疗和后续管理的服务能力。

　　对此，《工作方案》提出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城市医疗集团，通过技术协作、远程医疗、人员培训等方式提升基层眼健康服务能力，并鼓励退休眼科医务人员支援薄弱地区。对县域而言，这些措施通过持续协作和能力培育，让外部支持逐步转化为本地能够留得住、用得上、持续运转的服务能力。

眼健康防线要向前延伸

　　《工作方案》将“防控危险因素，降低眼病发生风险”放在重点任务首位，提出实施眼健康科普知识宣传教育“百千万”行动，即依托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制作眼健康科普课件，开展100场省级、1000场地市级、10000场基层眼健康科普活动。同时，《工作方案》将学校、社区、家庭视觉环境，以及慢性病患者眼部并发症的早期干预等纳入眼健康工作。

　　袁进指出，儿童青少年近视与学习环境、用眼行为有关；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存在眼部并发症风险；老年人出现视力下降，不能简单归因于年龄增长，可能存在青光眼、黄斑疾病等需要及时干预的眼病。对于这些人群，不能单纯依靠他们出现症状后到医院就诊，而要实现眼病早发现、早干预。因此，眼健康服务不能只在医院里等待患者，还需要把健康教育、危险因素干预和早期筛查向家庭、学校、社区等场景延伸。

　　如何将健康促进向前延伸？袁进坦言，当前眼健康科普资源分布不均、质量参差不齐：大城市集中了较多专家和科普资源，越往基层优质资源越衰减；传播渠道越来越多，一些打着科普旗号、实际进行商业导流的内容让公众真假难辨。如何让科学、规范的眼健康知识真正触达需要的人，是健康促进需要直面的现实问题。

　　“公立医院要用‘真科学’打败‘伪科普’。”袁进指出，科普既要保证内容科学、规范，也要解决“讲给谁听、讲什么”的问题。面向儿童青少年、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不同人群，要有不同的科普重点；即便是针对同一种眼病做科普，面向普通公众、患者、基层防控人员，也应有不同的内容和表达方式。

　　“百千万”科普行动正是针对这一问题作出的制度化安排。按照《工作方案》，由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牵头制作标准化科普课件，再向省、市、基层开展科普活动。在袁进看来，科普行动更重要的是建立相对统一、规范的内容供给，让基层能够获取科学、可靠的科普资源，减少优质科普资源在向基层传递过程中的衰减。

　　袁进强调，让科普真正发挥作用，后续服务要跟得上。按照《工作方案》的部署，健康教育需要与筛查、诊疗、康复等服务相衔接：公众接受科普后，能够了解自身风险，知道是否需要筛查、到哪里接受评估；筛查发现问题后，能够进入相应的诊疗和管理流程。也就是说，健康科普应成为“科普—筛查—诊疗—康复”链条中的前置环节。

评价时不能只看“做了多少”

　　《工作方案》提出，到2030年，有效屈光不正矫正覆盖率和有效白内障手术覆盖率持续提高。

　　在张伟看来，过去一段时期，增加眼科资源、扩大服务供给是改善群众就医条件的重要任务，服务量也因此成为衡量眼健康工作的重要指标。当前，形势已经发生变化，评价工作需进一步追问：尚有哪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已经提供的服务是否充分发挥了作用。

　　张伟指出，屈光不正矫正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完成配镜并不意味着矫正需求已经得到有效满足，检查是否规范、矫正是否适宜，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影响视力的眼病，都会影响最终的矫正效果。对于接受屈光手术的患者，术前评估、围手术期管理和术后随访同样不可缺少。矫正服务的质量，不能简化为完成某一个操作环节，而要看患者是否真正获得了适宜、有效的视觉改善。

　　白内障手术也不能只看完成了多少例。张伟介绍，不少老年患者同时存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黄斑疾病等眼部问题，即使白内障手术顺利完成，术后视觉效果仍可能受到合并眼病的影响。因此，术前能否尽可能明确影响视力的因素、是否合理评估手术预期，术后能否继续做好复查和后续处理，都会影响患者最终获得的视觉收益。

　　张伟认为，影响屈光不正矫正和白内障手术有效覆盖的因素，既包括服务是否可及，也包括诊疗是否规范、服务是否连续。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眼科资源和专业能力仍存在差异，一些患者尚不能及时、便利地获得规范检查与治疗；而对于已经获得服务的患者而言，诊疗质量也贯穿检查、评估、治疗和随访全过程。儿童青少年的视觉功能仍处于发育和变化过程中，不能以一次检查或一次矫正代替长期管理；白内障患者术后也需要根据眼部情况接受持续随访。

　　“关注‘有效’，不是弱化服务数量，而是要求服务数量与服务质量同步提升。”张伟强调，医疗机构应重视治疗后的结果，分析未达到预期的原因，并将其转化为诊疗流程、技术规范和随访管理上的改进。同时，有效屈光不正矫正覆盖率和有效白内障手术覆盖率有明确的评价范围，不能代替对患者全部视觉功能和生活质量的评价。眼健康服务最终要实现的，不只是让更多人接受检查和治疗，更是让这些服务尽可能转化为切实的视觉和生活获益。